《诗性的纪实》——对话于德水
来源:中国摄影家
来源:中国摄影家
“摄影师一艺术,历史就发笑。”
张惠宾:你说自己属于饥饿的一代,有一种自卑心理,后来成长为知名摄影家,又做画报主编,做摄影家协会主席,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经历与成就?
于德水:我没有把这些作为判断成功的标准。我只是在从事摄影的过程中不断摸索,一直向前走,不敢懈怠,不敢停下来。
张惠宾:你最初是怎么接触摄影的?
于德水:1966年我毕业于河南周口文化路小学,正赶上“文化大革命”那场红色风暴开始,教育体制瘫痪没人管了,就一直在留级。至1968年复课闹革命,一股脑儿把我们弄进中学,但中学没上几天就下放农村了。
在那样一个荒废一切的年代里,社会秩序全乱套了。我当时居住在周口市一个机关院里,院里各个单位都在搞政治“红海洋”,把地方上搞美术的人集中起来,没日没夜地画毛主席像、写毛主席语录。我们小孩儿整天没事干,就跟着那帮人打杂、帮忙,写语录牌、画毛主席木刻头像,这是我最早接触的艺术。
我学美术的顺序完全是颠倒的,先是画彩色毛主席像,然后才背上画板去画素描、写生,最后才去画静物、石膏。一直到1977年恢复高招,我报的是艺术院校,专业课虽过了,但文化课没过。那时候没有复读、复考这个概念,我一下子有了警觉,有了危机感,就觉得美术这碗饭吃不下去了。1976年从工厂调入周口市文化馆,在美术摄影组,我觉得不能再画画了,就有意识地转向了摄影。
张惠宾:后来你通过哪些途径补充知识、补给营养?
于德水:有一个时期我跟侯登科交流比较多,他属于思考型的人,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读书。他的书架上有黑格尔的《美学》、《精神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等,都是生涩的理论书籍。我多少有点受他的影响,可我读书没有他那么苦,但我知道摄影之外你想让自己更加厚实一点的话,不读书是不行的。
张惠宾: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哪些?
于德水:我读书很杂。我上过电大、党校,中文、政治课程也都学过。到了画报社之后我就养成一个习惯,拍某个题材的专题之前我会很快找到相关的书来读。比如拍《少林寺》,我找了起码十七八本有关宗教类别的书,不管是急用先学还是临阵磨枪,从最终效果看,从书本上汲取的营养对我的拍摄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张惠宾:我看了你写黄河的一段文字,“黄河在脚下像一条自由狂歌后,舒缓地弯曲在大地上的银带,粼粼水光闪烁着太阳的抚慰。远处,这银带一直摇曳着飘向被弥散在无垠苍穹下的灰黄色水雾笼罩下的淡淡的大山影子里了……黄河是在如此轻寥的景态里显示出一派苍莽雄浑的磅礴气势来。”首先我惊叹于你的文字能力,然后我有一个问题,你的描述带有风光摄影家的感性意味,很注重修辞,你怎么看待风光摄影?
于德水:我写东西比较慢,会琢磨很久,而且必须真的有感触。那段对风光的描述,是我的体验。我是河南最早拍风光的人之一。1985年我调入画报社任摄影记者,有一段时间画报的封面、封底需要风光照片,从1989年开始我就跑新疆、西藏拍风光。那种起早贪黑,终于等上一张得意照片的激动、兴奋我也经历过。但后来牵扯到对摄影本体根本性认识的时候,我感觉到身边社会的丰富,时代变迁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社会人文题材的影像距离自己的生活最近,所以我才放下风光的。
张惠宾:你对别人拍摄风光持何种看法?
于德水:每一个人对拍摄题材的选择,都该是适合自己的。拍摄风光没什么不好。沉迷于大自然、物我两忘也是一种至高境界。只是眼下的风光摄影,流于一般层次的发烧友多一些,进入境界的作者少。
张惠宾:你说“摄影师一艺术,历史就发笑”,这话该如何理解?
于德水:2009年适逢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协会和报社都在做纪念活动。我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找寻档案馆、新华社、报社和在世老摄影家存有的影像资料,对河南的历史影像做了一个大的搜集、梳理和摸底。在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看了大量的影像史料之后,有了这么一个总结性的判断:“摄影师一艺术,历史就发笑。”大量当时的摄影艺术作品在今天看来丝毫没有价值。反而是那些不经意地、客观地记录下来的影像在今天看来却显示出了某种程度的历史价值。
张惠宾:你觉得“河南摄影群体”存在吗?
于德水:河南曾经有着这样一个群体,直到现在也仍然存在。“河南摄影群体”有什么特点呢?他们从不张扬,不做一些外在的行为宣示自己的存在。以中原人特有的韧性,一直在坚守、默默无闻,从没有放弃。哪怕这些年一张照片不发,对他们的拍摄状态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这么多年来很少有人掉队,不管外面热闹也好、冷清也罢,他们都不受影响,一直走得很扎实。
李媚:“河南摄影群体”是自然存在的。
于德水:对!“自然存在”的表述比较贴切。
“我最羡慕今天的年轻人,他们能够直接接触到摄影最核心的殿堂,看看中国摄影史,马上知道自己站在哪儿,该往哪儿去。”
张惠宾:你说在你“记忆里酸甜苦辣都和摄影有关,一生最幸运和最遗憾的都是因为接触了摄影”?
于德水:一个问题两种说法。幸运是因为摄影是我从“难民营”里逃脱出来抓住的那块木板。摄影给了我一种生活方式,使我与这个社会和周围的一切有着一种亲历和观照的关系。遗憾是我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才走到摄影面前。我最羡慕今天的年轻人,他们能够直接接触到摄影最核心的殿堂,看看中国摄影史,马上知道自己站在哪儿,该往哪儿去,非常清楚明白,我那个时候懵懵懂懂什么都不知道。
张惠宾:你现在拍什么?
于德水:我现在的拍摄方向,大的范围和拍摄方式、方法基本上还是在延续。
张惠宾:现在很多年轻人选择做当代影像艺术,他们认为传统纪实摄影太老了,过时了,认为你们那个时代拍的照片都是看他者,没有自我,而年轻人是自我观看。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于德水:这实际上是大的领域里一种周期性的表现。从艺术史或文化史的发展角度来看,摄影走到一定阶段必然要进行某种否定、反驳,从而走向另外一种方式。任何人处在一个时间点上只能完成自己阶段性的使命,关键你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随波逐流显然是不行的。
张惠宾:你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和忠告?
于德水:不敢有什么建议,我现在非常注意从年轻人身上汲取继续前行的理由和动力。
李江树:你现在用什么相机,你觉得胶片好还是数码好?
于德水:我现在同时用两台机器,一台徕卡M6,一台富士pro1,都是28mm镜头,我偏爱这个视角,这种状态持续一年多了。我现在用数码用得越来越多,为什么?虽然徕卡M6用得比较熟练,但现在眼睛花了,徕卡M6无法自动调焦,而数码相机自动化程度很高,能解决我调焦的问题。
张惠宾:你现在用什么胶片?一年的拍摄量有多少?
于德水:胶片还在用黑白的TMAX。拍摄量越来越少,最近买的这批用完之后可能就不会再买了,有可能彻底转向数码了。
“尽量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做成一个社会性的、开放性的、能持续运转下去的公益奖项。”
李江树:侯登科去世前把作品都委托给于德水和李媚了。“侯登科纪实摄影奖”是中国唯一民间的、以个人名义命名的纪实奖。德水,这事现在怎样了?
于德水:2003年侯登科临走之前在病榻上把这件事托付给我们俩,他说:“我的这批东西留下来交给你们,如果能对这个社会发挥点儿作用,就让这些东西去帮助那些像我一样在最基层用摄影关注社会的年轻人。”这是他的原话和本意。
他想让我们帮他寻找一个机构接手这件事,但当时社会上没有这样的机构接手和操作。后来我们俩就商量怎么做,一直到2006年中国艺术市场开始萌动,李媚的一个朋友在中间牵线搭桥,我们和广东嘉德艺术品拍卖行开始接触,他们觉察到中国的影像艺术市场会启动,就组建了一个机构—北京启雅视觉文化传播公司,介入这件事。我们谈了一段时间,就以协议的方式把侯登科作品的代理权交给他们了,启雅要做两个工作,一是把侯登科留存下来的底片全部数字化;二是创办“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启雅严格执行了协议要求,投入大量精力、人力、财力,完成了侯登科留存底片的数字化工作,并于2007年如期举办了第一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
到2009年要举办第二届时,全球经济危机对艺术品市场冲击非常大,启雅面临资金困难,提出延期举办,我们不同意。拖了大约半年,启雅把代理权交了出来。这个时候谷仓当代影像馆希望介入,他们不要求署名,不图任何回报,只是出资金来救场,让第二届正常进行。当时我和李媚商量,出于感动和作为回报,我们给了谷仓一套侯登科的作品《麦客》。
2010年我们跟谷仓重新签订合同,从第三届开始谷仓正式操办。谷仓作为大西北唯一的影像艺术馆,而侯登科也是西北人,他们想拥有侯登科比较完整的影像资料。我们的协议签了十年,这十年我们给谷仓提供200张侯登科的作品,谷仓为每一届奖项举办提供20万经费,其中15万奖金,5万活动经费、评选经费等。后来发现5万经费太紧张,李媚就提出建议,所有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包括评委,全都是志愿者,都是无偿的。我开始觉得难以做到,结果一提出来大家都表示愿意。
今年是第四届,6月底截稿,9月份评选。今年也是侯登科去世十周年,谷仓计划做一个纪念展,展览开幕的同时颁奖。
张惠宾:对“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的未来,你们有哪些设想?
于德水:还有两年,侯登科交给我们俩肩上的担子就卸下来了。因为委托书上签了12年。当时他把我叫到一边说:“我想了想,到时候你们年龄也大了,也都有自己的事,我不能老缠着你们,老压在你们身上也不好。就12年吧,到时候如果有机构接手就委托出去,没有的话就撂给孩子们。”
但我们俩还是想在这12年里,尽量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做成一个社会性的、开放性的、能持续运转下去的公益奖项。现在还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去年由谷仓出面组建了“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理事会,面对社会公开,个人、组织都可以参与。
李媚:“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在中国尤其是年轻人这个群体里是一个赢得尊重的奖,这和现在中国其他的奖不太一样。另外从第二届开始,这个奖就是裸评,为什么裸评?现在大家集体对评奖的公平性持怀疑态度,当然这种集体不信任跟整个社会的氛围有关。所以我们从第二届开始裸评,委托雅昌摄影网进行全程记录、全程公开,我们公布入围作品、提名奖、最终获奖等等。侯登科是草根纪实摄影家,他一生持续不断地关注社会,所以这是一个严肃的奖项。我们希望树立一种价值观,一种核心精神,这个奖是干净的,是公平公正的。
另外我还要说一点,于德水真的是一个非常忠诚的人。侯登科眼光很独,他选中于德水来做这件事。我没有见过一个人这么忠诚于一个承诺,一件事情。他做的工作比我多,操的心比我多,我只是在评选的事情上负责,很多大量的具体工作都是他来做。
张惠宾:你怎么界定你和侯登科的这种关系?
于德水:朋友。这个朋友概念有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放在那个几乎没人敢说话的年代,显得尤为珍贵。因为在个人摄影实践方面,我和他的交流最彻底最深入,我们两个经常靠写信进行精神交流。而当这样一个唯一的交流对象突然没有了……后来陈小波形容侯登科的离去是“断臂之痛”,我觉得再也找不出另外一个词形容这种悲痛,因为我切身地体会到这种“断臂之痛”。
◆ 于德水简介
1953年生于河南省周口市,现居郑州。
1978年开始从事摄影。
1983年进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摄影专业、参加“黑白摄影联展”( 北京)。
1994年获中国新闻摄影奖(非突发新闻类)金奖、出版《中原土》摄影作品集。
1995年获中国新闻摄影奖(非突发新闻类)金奖、参加“摄影·中原”联展(郑州)。
1996年举办“感受西部”展览(郑州)。
1998年举办“正月纪事”展览(郑州)。
2001年任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
2002年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
2003年参加“千禧之爱”两岸摄影家联展(台北)、出版《黄河流年》摄影作品集。
2004年获中国摄影金路奖、中国摄影传媒年度人物大奖、举办“黄河流年”展览(武夷山)、《中原纪事》作品被广东美术馆收藏。
2005年获河南省优秀文化成果奖(一等奖)、举办“中原纪事”展览 (丽水)、出版《于德水摄影作品集》、《黄河流年》作品被河南博物院收藏。
2006年获中国摄影家协会“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称号、“中原土”参加“往事如歌”五十年20人联展(成都)、“无边乡风”参加济南国际双年展。
2007年“黄河流年”参加广东美术馆双年展、“大地耕诗”展览参加亚特兰大摄影艺术节(美国)、出版《大地耕诗》摄影作品集、《黄河流年》之十七被中国摄影博物馆(丽水)收藏。
2008年任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理事、河南理工大学兼职教授;获“文明中国杰出摄影家”称号;“河风”展览参加休斯敦摄影节(美国)、“黄河流年”参加中国当代艺术展(西班牙马德里);《跑秋》被广东美术馆收藏、《黄河流年》被西班牙当代艺术博物馆收藏。
2009年出版《流逝的黄河》摄影作品集。
2010年获“文明经典·杰出摄影家”称号、“中原纪事”参加纽约AIPID(美国)。
2011年获“丽水国际摄影节”大奖、“黄河流年”参加洛杉矶POHTO LA(美国)。
2012年获“中国摄影金像奖”;举办“黄河流年”展览(武当山)、“生命河流”展览(西双版纳)。 |